连日来，华为公司25岁员工胡新宇因过度加班，心力衰竭而亡的消息，引发了众多身在职场者的一片热议，人们共鸣着心头郁积已久的感触。
就在此前的几天，广州一位服装女工为赶活，连续加班四天、累计工作54小时，不幸猝死。
就在此后的不久，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上海有4成劳动者处于超时工作状态，“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无”。
透支生命的“朝九晚无”，为何成了职场一个习以为常的潜规则？
抱怨迭迭，投诉罕见
这几年来，“英年早逝”的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清华大学36岁的教师焦连伟、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员工郑杰等人的死亡，让“过劳死”这个名词迅速传播。
就在悲剧频频上演的时候，上海一项最新调查数据，探照出了上海职场上一颗让人心忧的“地雷”。全球著名人力资源公司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在二季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超时工作人数已经超过香港地区。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被调查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
“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无’。华灯初上，别人下班了，我们的工作日却才过去了一半！”在浦东某外资企业上班刚一年多的黄某近日投书上海媒体，倾诉加班族的苦衷。
在一家国际名牌服装公司工作的白领Jini说：“公司许多年轻女子，结了婚的不敢生孩子，没结婚的连谈恋爱的时间也没有。”每到下班，Jini习惯性地环视一下主管和同事，看到大家都在“忘我工作”，也只能继续埋头。
“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表明，近年来，以企业白领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开始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拿着较为丰厚的报酬，但是却为“上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许多人在私下对超时工作抱怨不迭，但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此类问题的人却寥寥无几。记者从上海市“12333”劳动维权热线获悉，在每天多达百余件的劳动维权电话投诉中，劳动者反映欠薪、欠保、欠加班费、合同等方面的问题占了绝大多数，而对加班时间超出法律规定的问题，一连几个月里几乎没有一件。偶尔的一两次投诉，也大多出现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且往往是在员工准备离开单位或已经离开单位后才会发生。至于在一些知名外企，即便是“白领圈”中众所周知的“加班族聚集地”，也乏人有勇气反映这个问题。
加班，需要理由吗？
小伍在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近两年，他告诉记者：“今年前五个月，我每月最多只有一星期的时间能回家吃晚饭，其他时候都是在公司加班，每个星期也只能休息半天。”小伍无奈地说，包括这家事务所在内的四家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被同在白领圈中的人形容为“玩命的四大”。
在一家投资公司做项目咨询的倪小姐说：“我们在公司除了要加班，还要频繁出差。到一个地方熬上几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另外的地方。在公司，这种事情是容不得你讨价还价的。”
华为公司的“床垫文化”近来被媒体频频引用。据称，华为在初创之时，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铁柜底层、办公桌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就靠这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公司方面认为，“床垫文化”是华为精神的一个象征，意味着华为人努力把智力发挥到最大值。“床垫文化”伴随着华为从1988年成立一直到现在。
对于胡新宇之死，华为公司新闻发言人傅军直言不讳地说，根据医院检查情况来看，长期超负荷工作造成胡新宇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这可能是他死亡的诱因。但他同时指出，存在这种“搏命加班”情况的不止华为一家，“在IT企业是司空见惯的”。
